Eugene Garfield 博士在 1964 年首創 Science Citation Index (SCI)，大幅提升了文獻檢索的效率和成果，他將自己的發明稱為「聯結想法的索引」(association-of-ideas index) 系統 [1]。Garfield博士認為，這些被收錄的論文中討論的主題、概念或方法之間的聯繫是可信的，因為這是基於研究人員自己的專業知識判斷，正如他們在論文中附帶的參考文獻所記錄的。
因此，Web of Science 中相互連結的引用資訊形成網絡，提供一條科學發展路徑，協助追蹤科學發現或進展；或是引導至出乎意料的不同領域，讓研究邁向前景可期的全新方向。Web of Science 的宗旨在於幫助學者找到必要資訊，以利進行研究工作。今日科睿唯安延續 Garfield博士的工作，提供可靠的洞察分析，讓學者能夠加速科學發現的步伐。
科學引文索引問世十年後，延伸發展出第二種用途：分析研究績效。統計引用次數（尤其是高頻率引用）可顯示研究的影響力、實用性和重要性（品質則需專家判斷）。1972 年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在第一期《科學指標》(Science Indicators) 報告中，納入了論文發表與引用資料，以供讀者比較全國的研究活動、重點、表現和成長。在 1980 年代，人們蒐集論文發表和引用資料，主要是用來分析大學的研究績效，尤其是在歐洲。
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，美國、英國、澳洲的大學引進新公共管理 (New Public Management) 概念，將商業管理方法應用於學術領域，並強調績效指標和基準指數等表現。以往，學院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向來拒絕接受外界人士評鑑，並堅持傳統的同儕審查制度；如今則逐漸接受書目計量學的評估方法，因為其所帶來的機會和獎勵都已制度化。現在，有些學者會將引用資料列在個人履歷與網站上，例如總引用次數或 h-index 指數。
引用次數所代表的意義，以及引用統計資料的解讀方式，多年來尚無定論。有些人主張這些數據表示重要性或普及程度；有些人則認為它們主要是一種「話術」工具，屬於集體創造的社會建構產物。已故的 Robert K. Merton 是 20 世紀重要的科學社會學家，他將論文引用稱為「同儕肯定的一小步」[2]。Merton 指出，引用行為就是向他人償還智慧債務。他也強調，適時引用他人資料，是學者之間重要的規範行為，而這類活動經過深思熟慮，具有正式和義務的性質，也形成道德上的約束力。基於這項觀點，引用分析逐漸成為一項公認標準，用於判斷研究的影響力和成果表現。在大多數學科領域中，同儕敬重的程度，與論文和學者被引的頻率，通常呈現正相關關係，許多所謂的驗證研究 (validation studies) 都已證實這一點。
論文和引用數據最具爭議的應用就是用於評鑑個人研究表現。除了可能隱含個人情感影響之外，其他問題包括：找不到可公平比較的學者或學術出版品、原本預期可迅速判斷的影響力，卻必須耗費多年才能確定、難以選擇適當的評估指標，因為在研究計畫的價值和優先性方面缺乏共識。另一項風險則是「假精確」 (false precision)，也就是做出缺乏實質差異的區分，這種謬誤經常發生在樣本較少的統計中，因此也常見於分析個人研究成果，而非機構或國家規模的情況。
然而，如果學者論文的引用數據名列前茅，例如高達前 1%、0.1%、甚至是 0.01% 的頂尖級別，則可視為有效且可靠的證據，顯示這名被檢視的學者做出了實用甚至重大的貢獻。如果學者擁有多項這類貢獻，就能更令人確信他的研究具有重大影響力。
儘管如此，採用這些資料（或稱之為「高引用」數據）據以做出任命、升遷或補助研究經費的決策之前，仍必須善用明智的判斷力加以解讀。我們不能只依賴論文發表和引用資料，而忽略深入閱讀和評估學者出版品 – 亦即人為判斷的重要性。
此看法和 2015 年「萊登宣言」(Leiden Manifesto) 中的兩點建議一致：
「量化評估應支持質化評估與專家評量」以及「個人層級的研究評鑑，則有賴於對其研究成果進行質性判斷」。[3]
若不論評估方法上的問題，Garfield 非常推崇引用資料的鑑別力，主張其可有效區分程度一般和真正傑出的學者。引用數據分布的冪律 (power-law) 特性，有助於迅速突顯位於排名前端的「事件」，包括論文與學者。多年來，他列出許多被引次數最多的學者名單，且幾乎涵蓋所有研究領域。而他特別感興趣的任務，則是依據引用資料找出一群所謂的「諾貝爾等級」學者，藉此預測諾貝爾獎得主。[4]
（編按：2019數據更新）
科睿唯安高被引學者名單延續 Garfield 的工作，找出被引次數極高，因而具有高度影響力的研究人員。2019年的名單包含23位諾貝爾獎得主，其中 3 位是當年度的得主：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Gregg L. Semenza、化學獎得主 John B. Goodenough 、經濟學獎得主 Esther Duflo。此外還有 57 位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獎得主，皆是經過引用分析確認的「諾貝爾等級」學者及潛在的諾貝爾獎得主。
Garfield 雖然已於 2017 年 2 月逝世，但他應該會十分樂見我們遴選的高被引學者名單，給予尚未獲充分賞識的學者應得的認可和機會。
註釋
1 Eugene Garfield, “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: 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,” Science, 122 (3159): 108-111, July 15, 1955
2 Robert K. Merton, “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, II: Cumulative advantage and the symbol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,” Isis, 79 (4): 606-623, December 1988
3 Diana Hicks, Paul Wouters, Ludo Waltman, Sarah de Rijcke, and Ismael Rafols, “Bibliometrics: The Leiden Manifesto for research metrics,” Nature, 520, 429–431, April 23, 2015
4 Eugene Garfield and Alfred Welljams-Dorof, “Of Nobel class: a citation perspective on high impact research authors,” Theoretical Medicine, 13 (2): 17-35, June 1992
